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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澳大灣區如何打造國際科創中心

          李奇霖  2020-03-09 00:00:00   粵開奇霖研究
        完善制度設計,補齊科創短板。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  李奇霖

        粵開證券首席宏觀研究員  張德禮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創新作為當今世界級灣區的主要經濟增長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盡管粵港澳大灣區近年來取得了突出的科技創新成就,也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科技創新體系,但目前仍然面臨著創新要素不足、創新質量不高、創新效率有待提高等一系列問題。

        在世界大國都在搶占科技制高點的歷史大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要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的制度設計,補齊科技創新短板。

        1、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概況

        灣區經濟一般呈現出“港口經濟-工業經濟-服務經濟-創新經濟”的四階段演進過程,目前,其他世界級灣區均已將科技創新作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舊金山灣區的硅谷通過加快發展以互聯網產業為核心的信息經濟,聚集了大量以蘋果、谷歌、臉書等為代表的世界頂尖科技型企業,奠定了其全球創新中心的地位。紐約灣區的硅巷利用科技賦能時尚傳媒、金融商業等優勢產業,發展出了所謂的“東岸模式”。東京灣則在大力推進產業鏈上游及核心技術的創新,鞏固其在高端制造業領域的競爭地位。

        粵港澳大灣區也必然要加速邁向科技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階段。《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對大灣區的一個重要戰略定位就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在進一步展開討論之前,我們首先需要簡單了解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水平在中國及全球所處的位置。

        (一)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引領全國

        放眼中國,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東部沿海經濟增長極、高技術產業集聚地,區域科技創新實力非常突出,這也是其建設全球創新高地的現實基礎。從科技創新投入和產出兩個維度上來看,粵港澳大灣區的表現都位于全國前列。

        科技創新投入的主要觀測指標是R&D經費占GDP比重(R&D投入強度)。2018年廣東省R&D經費規模為2705億元,位居全國第一,其中珠三角地區R&D經費2586億元。廣東省和珠三角地區的R&D投入強度分別為2.78%和3.19%,低于北京和上海,但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19%。

        港、澳地區由于產業結構高度偏向現代服務業,如金融業、博彩業等,導致其科技創新投入資金有限,兩地2018年R&D投入強度不足1%。

        2018年廣東/珠三角地區R&D經費規模位列全國第一,投入強度居全國第三

        區域科技創新產出水平一般可以用專利授權數、新產品銷售收入兩大指標衡量。

        2018年廣東省專利授權數共計47.8萬件,位居全國第一,并且遠超排第二位的江蘇省。專利授權又包括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以及外觀設計專利,其中發明專利最能體現硬科技創新實力。廣東省發明專利授權數5.3萬件,仍然是全國第一。在我國發明專利授權量排名前10位的國內企業中,來自珠三角地區的企業占據4席,其中華為、OPPO、格力、騰訊分別位列第一、第三、第六、第八位。

        再從PCT國際專利來看,廣東省同樣表現突出。根據《2018年廣東省知識產權保護狀況》的數據,2018年廣東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達2.5萬件,占全國總量的48.7%,連續17年保持全國第一,科技創新實力凸顯。

        2018年廣東省國內發明專利授權數全國最高

        另一觀測指標是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新產品是指在技術原理、材質、工藝等方面有明顯改進,進而顯著提高了產品性能和使用價值的產品,也可以較好地反映區域創新成果。2017年廣東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約為3.5萬億元,同樣位居全國第一。但新產品營收占企業主營業務收入比例約為26%,低于浙江和上海。

        2017年廣東省新產品銷售收入全國最高

        最后從區域的整體創新能力來看,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小組發布的《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2019》顯示,廣東省近年來創新步伐不斷加快,2019年廣東區域創新能力綜合效用值為59.49,排名第1位,這也是廣東省連續三年居全國之首。

        創新能力包含五個維度,廣東省的企業創新、創新環境和創新績效三個指標均位列首位,尤其是企業創新能力遙遙領先,但是在知識創造、知識獲取兩個方面要弱于北京和上海。

        廣東在企業創新、創新環境、創新績效方面表現突出

        (二)全球范圍看,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國際對比來看, 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不含港澳)的R&D投入強度約為2.9%,超過R&D投入強度全球排名第八的美國(2.8%),低于排名第七的德國(3%),基本已經比肩發達國家。但是與排在首位的以色列(4.6%)和韓國(4.6%)相比仍然存在著一定差距。

        再對標其他世界級灣區,科技創新投入的差距更為顯著。例如全球科創中心舊金山灣區所在的加利福尼亞州R&D投入強度超過5%,相較之下粵港澳大灣區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2017年全球R&D占GDP前30位的國家/地區

        但粵港澳大灣區在科技創新產出上表現不俗。以PCT國際專利數量為例,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PCT專利總量達27800件,同比增長30%,數量上僅次于東京灣區,遠高于舊金山灣區和紐約灣區,科技創新產出能力在近幾年突飛猛進。

        粵港澳大灣區PCT專利數量近年來突飛猛進,2018年僅次于東京灣區

        最后從綜合創新實力來看,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GII)最新報告,深圳-香港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科技集群,僅次于東京-橫濱。此次深圳-香港排名靠前,主要是因為該排名的評判標準基于科學出版物和PCT專利申請數量,而這正是香港和深圳的強項。

        也有其他報告曾對全球各城市的創新能力進行評估,但評估結果的差異性較大。

        例如根據上海市信息中心發布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評估報告,粵港澳大灣區中的香港、深圳、廣州三個城市盡管入選了全球科創百強城市,但排名相對靠后,其中2020年香港和深圳的排名分別提升至第15位和第27位,廣州則滑落至第46位。相較之下,全球科技創新中心10強近半數來自美國,包括硅谷、紐約、波士頓等。而歐洲、日本也有倫敦、巴黎、東京等科技創新中心綜合評分較為靠前的城市。

        這一差異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對科創能力的衡量標準不同。在此份報告中,評判標準包括基礎研究、產業技術、創新經濟和創新環境四個維度,而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均在某一維度有明顯短板,如深圳基礎研究不足,香港產業技術不足,因此導致了其排名的相對靠后。

        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在全球科技創新百強城市中排名靠后

        綜上所述,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創新能力總體是全國領先的,但在知識創造、基礎研究等領域相較于京津冀、長三角等地區還存在短板。在全球范圍來看,盡管粵港澳大灣區科技產出水平近年來提升得非常快,但綜合創新能力相較于舊金山灣區等成熟灣區仍然還有較大的差距。

        2、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模式

        粵港澳大灣區現有的科技創新模式可以被歸納為“一核三點”模式:即以企業科技創新為核心,以政府、高校(及其他科研機構)和金融機構為三大支撐點,為企業提供政策、人才、資金、平臺等多方位的支持,進而構筑起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創新模式。

        粵港澳大灣區以企業創新為核心,與政府、高校、金融機構三方合作

        (一)創新核心:企業

        企業是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的核心力量。若暫不考慮港澳地區,僅從廣東省來看,2017年廣東省企業R&D占比接近89%,遠高于全國76.5%的平均水平,甚至高于舊金山灣區所在的加利福尼亞州87%的占比。

        這與我國科技創新實力同樣強勁的京津冀地區迥然不同。以京津冀和粵港澳大灣區各自的科創中心北京和深圳為例,北京以高校和科研機構科技創新為主(兩類主體R&D占比合計為58.5%),深圳則高度依賴企業科技創新(企業R&D占比為96.3%)。

        深圳甚至形成了“6個90%”的創新格局:即90%的創新企業是本土的企業,90%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的研發投入來源于企業,90%的專利產生于企業,90%的研發機構建在企業,以及90%以上的重大科技項目由龍頭企業來承擔的。

        在粵港澳大灣區中,廣州和香港是兩個例外,由于高校和科研機構分布密集,研發經費支出較高,使得兩地企業R&D占比分別僅為64.3%和44.2%。但除了廣州、香港之外,其它城市的企業R&D占比基本都在95%以上,這意味著企業科技創新在粵港澳大灣區占絕對主導地位。

        粵港澳大灣區以企業R&D投入為主

        粵港澳大灣區以企業為核心的科技創新模式,主要基于以知識、技術密集型企業為主導的特有產業結構。2018年珠三角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高達35.8%,而全國該比例僅13.9%,諸如電子信息產業等技術密集型產業都是珠三角的傳統優勢產業。除了高技術制造業以外,珠三角以信息軟件服務業、科學研究與技術服務業為代表的知識密集型產業也非常發達。

        知識、技術密集型企業的R&D投入強度遠高于傳統企業,正是這些高技術產業的聚集,形成了珠三角的大規模科技創新投入。通過對比A股申萬一級行業2018年的R&D占營收比重平均值(算術平均法),可以發現計算機、通信、電子、電氣設備等廣東省優勢產業的研發投入強度均排在前位,尤其是計算機行業(包括軟件開發、IT服務和計算機設備制造)以12%的R&D投入強度遙遙領先于其他行業。一些未在A股上市的珠三角企業如華為、騰訊等則更是貢獻了相當規模的企業研發投入。

        珠三角部分優勢行業的R&D費用占營業收入比例較高

        較高的企業R&D投入即對應著較高的企業科技產出。截至2017年末,廣東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有效發明專利數占三類機構(企業、高校、研究與開發機構)有效發明專利數比例高達94%,明顯高于京津冀和長三角。而企業有效發明專利中約有67%來自于高科技產業,同樣該比例也是全國最高。

        廣東省企業有效發明專利數占比最高

        (二)財稅支持+創新環境塑造:政府

        粵港澳大灣區的企業科技創新動力充足,離不開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政府的支持包括直接支持和間接支持兩個層面。

        從直接支持層面來看,第一,廣東省政府通過提供更優惠的財稅政策,吸引企業在粵建立新型創新研發機構,并且增加科技研發投入。例如若外資企業研發機構被認定為省級新型研發機構,省財政最高資助1000萬元,被評定為省級企業技術中心創新平臺建設項目,最高資助200萬元。再比如鼓勵地方政府在執行國家研發費用減稅基礎上,對部分科技型中小企業按25%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標準給予獎補。

        廣東省支持企業的部分科技創新相關政策一覽

        第二,通過政府采購等方式引導支持剛剛步入市場的新技術和新產品。例如廣東省政府在行政辦公、環保、資源利用、公共安全、醫療衛生等領域,通過遠期約定購買符合條件企業的創新產品,降低企業創新風險,激發創新活力。以電子通信設備和計算機產業為例,各級政府是珠三角地區眾多電子信息企業的重要客戶之一。

        除此之外,政府還推出了許多特色化的創新支持政策。以深圳推出的科技創新券為例,它是政府按財政資金的數量制成一定面額的創新券,企業持創新券可向其它企業或高校的研發機構購買科研服務,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憑創新券到財政部門兌現。由有創新需求的中小企業提出申請,單次申領額度上限最多20萬元,創新券按照先到先得或隨機分配的方式發放。這一政策能夠很好地支持資金不足的中小企業開展科技創新活動。

        再從間接支持層面來看,第一,塑造良好的城市商業環境。例如政府通過引導建立和自主設立孵化器、建立產業園等,保障科技成果轉化。在政府大力引導下,截至2017年廣東省的孵化器和眾創空間數量分別達754和692個,位列全國第一。

        通過加強孵化企業指導和支持,鼓勵成功創業者、天使投資人、知名專家擔任創業導師,為科技創業者提供創業培訓、創業輔導、創投對接等服務,為城市創新創業提供了良好的商業氛圍,進一步優化了科技成果轉化環境。

        廣東省的孵化器、眾創空間數量均位居全國第一

        第二,珠三角各市政府積極引導和鼓勵各類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等與眾創空間相結合,完善投融資模式,為科技企業解決融資困境。以深圳為例,由政府出資引導社會出資設立的深創投公司,目前管理著12只股權投資母基金、126只私募股權基金、12只專項基金,總規模約3471.75億元,為大灣區本地的各類科技創新企業提供了強大的資金支持。

        第三,在知識產權保護上,廣東省政府建成了三個國家級知識產權保護中心、七個國家級知識產權快速維權中心和多個省級知識產權維權援助分中心,以及15個知識產權調解委員會,解決知識產權多元糾紛。同時,舉辦了粵港澳大灣區專利、商標、版權等多項交流活動,并籌備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服務聯盟。

        (三)人才培養+技術輸出:高校

        高校(及其他科研機構)是科技創新的另一重要支撐點。一方面,高校教育為企業科技創新奠定了人才基礎;另一方面,高校與企業的合作使得科技能夠更有效地與產業進行對接,進而實現技術輸出。

        首先是人才培養。截止2018年,廣東省共有普通高等學校153所,在校學生196.32萬人,畢業學生52.39萬人。本科和碩士畢業生中理工科學生占比約為1/3,學科布局與當地主導產業吻合度高的學科特色,使得高校為科技創新提供了輸送了大量的技術型和實用型人才。而港澳則主要以研究型大學為主,其中不乏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全球頂尖院校。

        廣東省本科、碩士畢業生中理工科占比約為1/3

        其次是產學研合作模式。目前深圳已經探索出了包括研發合作、戰略合作、技術轉讓、成果孵化、共建研發機構等多種產學研合作模式,為企業研發提供技術支持,提高科技成果產品化效率。

        深圳產學研一體化的主要模式

        以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為例,該機構首次提出了“四不像”創新模式,兼具大學、科研機構、企業、事業單位四類主體的特征,將科技研發、成果轉化、產業孵化、企業培育、投資服務等功能融為一體,并且通過這四大功能,形成了獨特的“科技創新孵化器”發展模式。

        該機構既能分享在通信、新能源等技術領域取得的先進科研成果,為企業解決技術難題;又能在企業融資方面,為高科技企業提供市場信息,協助申請各項科技基金,幫助高科技企業申請銀行貸款擔保,通過組建創業投資有限公司直接對高科技企業進行投資,為企業注入發展資金。

        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的產學研運作模式

        (四)資金支持+成果轉化:金融機構

        日趨完善的金融環境為粵港澳大灣區科技成果轉化提供了資金支持。

        首先是直接融資市場,高速成長的創投市場是科研成果轉化的重要助推器。過去十年,我國創投市場進入全面快速發展階段,廣東省的風投規模也增長迅速,2010-2019年十年間廣東省累計投資案例共7000余件,披露投資金融超4000億元。

        廣東省創投規模在不斷擴大

        同時粵港澳大灣區的資本市場也非常發達。灣區內的香港已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深圳依托深圳證券交易所建立起完整的主板、中小板、創業板市場,以及廣東金融高新區股權交易中心、廣州股權交易中心、前海股權交易中心作為三大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為大灣區的科技創新型企業發展提供了豐富的金融資源和多層次的退出渠道。

        間接融資方面,在政府政策引導下,廣東省有許多金融機構推出了專門的信用貸款,以貼合科創企業研發周期長、產品難度高的特點,并且在信用額度和利息等方面出臺了優惠政策,使得灣區內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開始開展跨境融資服務。

        3、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存在的問題

        盡管粵港澳大灣區近年來取得了突出的科技創新成就,也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科技創新體系,但是仍然也面臨著原始創新能力不足、創新要素不足、創新質量有待提高等一系列問題。

        (一)專利質量有待提升

        粵港澳大灣區的專利質量還有待提升。盡管廣東省專利規模在全國排名第一,甚至對比其他世界級灣區來看,粵港澳大灣區的專利數量優勢也非常顯著,但是其中也有不少虛高的成分,比如存在發明專利占比較低、專利施引率低等問題,專利“注水”的現象較嚴重。

        首先在所有的專利類別中,最能反映科技創新力量的發明專利數占比不高。2018年廣東省發明專利授權數占比為14%,該占比甚至不及全國平均的19%,實用新型、外觀設計等含金量較低的“小專利”占比超過80%。而反觀國外在華專利則主要以發明專利為主,例如美、德、日、韓等國家在華發明專利授權量占比均在70%以上。

        其次,廣東省發明專利中高價值專利占比也并不高。根據廣東省知識產權保護中心發布的《2018年廣東省發明專利估值研究報告》,廣東省5萬余件發明專利總估值約為240億元,其中單個專利估值在50萬元以上的高價值專利占比僅11.9%。

        發明專利施引率較低同樣可以反映發明大灣區專利質量不高。2014-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發明專利數量總計約111.4萬件,已經超越了其他世界級灣區,但是從發明專利施引比率(發明專利施引次數/發明專利數)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僅為0.9,而東京灣、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該比例均超過1,其中舊金山灣區甚至高達4.35。粵港澳大灣區的發明專利被施引頻率偏低,反映了其發明專利數量雖多,質量卻不如其他灣區。

        2014-2018年世界級灣區發明專利數量以及專利施引情況對比

        專利數量多但質量不高的原因主要是在于兩點。一是不當的政策激勵機制,長期以來政府部門施行的是專利數量導向政策,通過各省專利量指標排名,使得地方政府爭相資助和獎勵發明人,一味地拔高專利數以彰顯政績,導致各種缺乏實際價值的專利涌現。二是過低的專利申請門檻以及不夠科學嚴格的專利審查機制,導致許多申請人僅是期望獲取一份專利證書,而不是真正為了維護自己的創新成果,提交的專利申請材料水平也參差不齊,導致低質量專利泛濫。

        只有覆蓋了核心技術的高質量專利大量增長,才能真正體現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創新實力,但目前來看,這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例,盡管珠三角地區是中國電子信息產業基地,但是例如CPU 芯片以及手機中需求量最大的存儲芯片等仍然幾乎完全依賴進口,真正反映自主創新能力的高質量專利數量有限,未來需加大創新力度。

        (二)基礎研究存在短板

        僅就珠三角地區而言,高校的教育和研究實力還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2018年末廣東省擁有153所高校,高校數量位居全國前列,但研究型大學數量不多,“多而不強”的現象較為突出。

        以相對權威的ESI大學排名為例,截至2019年1月,珠三角地區共有13所高校的學科進入了全球ESI排名1%的行列,但這些學校的ESI國際排名都相對靠后,且其中只有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兩所高校擁有全球前1‰的學科。相較之下,其他世界級灣區都擁有大批全球頂尖院校和學科。

        另一個問題是受歷史因素影響,珠三角各城市間高校資源分布差異性非常大,4所僅有的珠三角本地211院校全都集中在廣州市,深圳除了深圳大學、南方科技大學外,近年來逐漸吸引了清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前來建立分校,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高校資源的不足。但是除了廣、深以外,珠三角其他城市如東莞、佛山等,盡管經濟較發達,卻缺乏相應的知名院校,本土化人才培養和知識積累有所不足。

        珠三角地區高校學科實力有待提升

        高校研究實力不足,導致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基礎研究存在短板。

        一條完整的科技創新鏈條應當包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成果產業化→金融賦能”等幾個階段。其中基礎研究是源頭,重要性不言而喻,過往的科技革命無不是建立在力學、熱學、電學等基礎研究出現重大突破的情況之上。而在當前中美正決戰未來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戰略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要真正成為全球科創高地,必然要具備極強的原始創新能力,這就要求在基礎研究這一科技創新本源工作上發力,而非僅局限于應用技術開發。

        企業往往側重于應用研究和試驗,而高校及科研機構則專注于基礎研究。根據2017年中國各省數據,高校及科研機構R&D經費占比更高的省份,其基礎研究費用占比也會相對更高。廣東省的高校及科研機構R&D支出占比不足10%,在全國位列倒數第三,導致其基礎研究費用占比僅4.7%。這一方面反映了廣東省企業研發、應用研究非常強勁,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廣東省高校科研、基礎研究未能跟上企業創新的步伐,兩者現階段的發展水平不匹配。

        廣東省基礎研發費用占比偏低

        發表論文數量以及被引比例可以部分高地體現區域基礎研究產出水平。2016年廣東省高校及科研機構發表科技論文篇數合計9.6萬篇,全國排名第3名,弱于北京和江蘇。但是被SCI引用論文篇數占比為18.9%,在全國僅排名第12名。這說明廣東省基礎研究成果的數量尚可,但質量方面還有待提高,和省內高校“多而不強”有相似之處。

        廣東省科技論文被SCI引用比例偏低

        珠三角各城市的Nature Index偏低也反映了該區域的基礎研究實力欠缺。Nature Index通過統計科研機構在Nature、Science等頂尖期刊上的研究型論文數量,并按照加權分值計數法算出綜合得分,可以用于判斷機構的高質量基礎研究產出水平。根據《自然指數2017中國版》數據,廣州、深圳兩市科研機構整體的Nature Index的得分在全國范圍內來看并不高,其他珠三角城市則更低。

        2017年珠三角城市的Nature Index指數相對較低

        (三)人才存在結構性短缺

        人才是科技創新的關鍵資源,科技人才、高端人才的不足對珠三角地區科技創新形成了制約。由于珠三角地區的高等教育存在短板,本地大學科技人才培養不足,同時珠三角地區早期經濟發展吸引來的主要是農民工等勞動人群,中高端人才吸引力度不夠,隨著珠三角地區逐漸向高技術產業形態轉型,繼而形成了較大的人才缺口。盡管隨著近年來全國人口流動性大幅增強,珠三角各地政府也出臺了大量人才新政,整體人才缺口在逐漸收縮,但珠三角仍然存在行業間、城市間的結構性人才短缺問題。

        首先,從科研人員數量和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國內對比來看,廣東省人才占比相對較低。廣東省2017年R&D人員占常住人口比例僅為0.51%,在全國排名第六,低于長三角和京津冀地區,說明科研領域的人才集聚程度還有提升空間。同時,廣東省本科及以上學歷人口占6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只有5.8%,在全國僅排第20名,這也削弱了科技創新的人才基礎。

        2017年廣東省本科以上人口以及R&D人員占比相對較低

        再從高端人才來看,廣東省也略遜于北京和上海。根據青塔網數據,廣東省2013-2017年六類高層次人才入選數量共419人(包括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長江特聘教授、杰出青年、青年千人計劃、優秀青年學者等),在全國排名第四,不及北京、上海和江蘇,甚至不到北京的1/4。

        2013-2017年廣東省六類高層次人才入選數量不及北上、江蘇

        此外,廣東省也缺乏科技類創業人才。根據2018年廣東省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廣東省選擇自主創業的畢業生共2099 人,占全部畢業生比例只有0.39%,同時去往科技領域創業的比例不高,例如互聯網和相關服務、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創業人數占比分別只有4.14%和3.86%,更多的大學生創業者選擇了零售業、文化藝術業等。這與美國硅谷的創新創業氛圍仍然有較大差距。

        廣東省自主創業的大學畢業生中往科技行業的比例相對較低

        同時珠三角地區還存在城市間的人才結構性短缺問題。根據智聯招聘2019年新發布報告,深圳的CIER指數(該指數大于1則反映人才短缺,小于1說明人才供大于求)為0.64,說明了在深圳人才政策紅利和城市吸引力下,有大量人才愿意來到深圳,廣州CIER指數為0.99,基本處于供求平衡狀態,珠三角其他7個城市的CIER指數則基本都大于1.5,均存在人才短缺現象。

        除廣深以外的其他珠三角城市人才短缺

        (四)金融對科技支持力度不足

        對標其他世界級灣區尤其是舊金山灣區,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科技生態仍有不足。

        首先,國內銀行從事科技信貸業務的積極性普遍較低。我國國內科技銀行當前設立的支行,普遍受制于非獨立法人實體資格以及銀行禁止持有企業股權或股票期權的嚴格分業經營約束,商業銀行無法獲取貸款利息以外的股權或認股權證收益,因此對于銀行而言,面向種子期、初創期企業的科技信貸存在 “高風險、低收益”的問題,導致銀行開展早期科技信貸的意愿不強。

        與此同時,粵港澳大灣區的風投市場仍不夠成熟。從風投市場規模來看,根據廣東省風險投資報告,2017年廣東省創業投資金額達到320億元,位于北京和上海之后。相較之下,2017年舊金山灣區年度創投規模則超過300億美元,紐約灣區超過100億美元,無論是舊金山灣區的硅谷還是紐約市的硅巷,風投機構的聚集程度都非常高。

        再根據Crunchbase 數據,2018年深圳和廣州單輪投資金額在1億以上的風投交易共18起,在全球城市中分別排第7位和第10位,低于舊金山灣區79起,同時低于北京66起、上海41起、紐約19起。

        2018年全球巨額風投事件數排名前10位的城市

        直接融資市場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科技企業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擁有深交所和港交所兩大交易所,因此直接融資市場相對發達。但目前兩大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行業結構還存在優化空間。

        根據Wind對深交所、港交所、紐交所、納斯達克交易所以及東交所上市的所有公司劃分的行業分類,若將“信息技術(包括軟件服務、技術硬件與設備、半導體制造)+醫療保健”定義為科技型產業,則上述五大交易所科技型產業上市公司市值占比分別為39%、25%、24%、65%、25%。可以看出深交所、港交所對于科技型企業的服務力度盡管高于紐交所和東交所,但較納斯達克市場還是有較大差距。

        各交易所行業市值結構對比

        (五)城市創新協同水平較低

        實際上,上文中提到的許多局限性如基礎研究短板、人才資源不足等,對于港澳而言其實是較為顯著的比較優勢。但是由于粵港澳三地間還沒有形成有效的科技創新協同機制,外加長期存在的三地間要素流動不暢的問題,導致區域創新潛力受到了極大的約束,這也是目前粵港澳大灣區推動科技創新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香港擁有眾多世界一流高校,并且在科學及工程學科方面表現較為優秀。根據2019年QS世界大學排名,包括港大、港中文、港科大在內的5所高校在數學、計算機科學、電子工程等理工科領域均躋身全球前百強。優良的高等教育環境塑造了香港強悍的基礎研究實力以及豐富的人才資源。從基礎研究來看,根據2017年科技創新中心評估報告,香港的基礎研究實力在全球城市中位居第15位。從人才資源來看,2018年香港曾受高等教育人口占勞動人口比例已經高達40.8%。

        同時香港還在金融投資、會計審計、商業咨詢、法律服務等商業和專業服務領域發展水平較高,能夠為大灣區科技成果轉化和企業發展提供軟性支持。此外,香港在國際化方面擁有獨特優勢,能夠更充分地吸引和對接來自全球的創新資源。這些也恰好是珠三角地區所缺乏的。

        但是香港的產業空心化問題嚴重,經濟發展嚴重傾斜于金融業和地產業,大型科技企業數量較少,企業創新生態不夠活躍,這就導致香港盡管學術研發能力強,卻不能有效地將科研成果轉化應用,實現產業化、商業化。

        廣州與香港的情況較為類似,同樣有相對豐富的高校資源,更廣泛的研究機構,更充足的科研基礎設施,盡管廣州不像香港一樣存在產業空心化問題,但是廣州的產業結構更偏向傳統產業,重生產而輕研發,欠缺有龍頭帶動作用的高新技術企業。

        而反觀深圳,集聚了華為、中興、騰訊等一大批全球知名的高技術企業,創新氛圍更為濃厚,技術開發、產業轉化能力非常突出,但是缺乏高質量的研究型大學和科研平臺為企業基礎技術支持。

        從目前情況來看,粵港澳三地的創新協作仍然停留在自發式和分散式的程度,機制融合不夠深入,包括珠三角內部的創新資源的配置也不夠充分。如廣州和深圳之間長期存在龍頭斗爭,兩者科技創新定位雷同,導致了科技創新資源爭奪、科技創新合作缺乏等問題。區域整體的創新效率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從專利合作的角度可以很明顯地體現這一點。根據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報告2019,粵港澳大灣區跨城市專利合作比率(即同一項專利由灣區內兩個及以上的城市共同研發申請)僅0.95%,不及其他三大世界級灣區,特別是合作比率高達10.3%的舊金山灣區。若粵港澳大灣區內各城市能夠互相取長補短,實現有序協同,區域科技創新能力便能夠被更充分地激活。

        粵港澳大灣區跨城市專利合作比率較低

        粵港澳大灣區存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的區域特征,導致人、錢、物等要素的流通方面仍然存在很大障礙,這是限制三地創新協同水平的主要原因。

        其中科技創新人才的交流受影響比較明顯。第一,在稅收制度上三地存在較大差異。例如受限于“183天”的個人所得稅規定,港澳科研人員在內地就業超過183天,需要按照內地稅率來交稅。粵港澳三地個人所得稅稅負差額大,香港個人所得稅率為15%,而珠三角地區實施累進稅率,個人所得稅率最高可達到45%。這顯著影響了高端科研人才的長期來往意愿,不利于區域內協同創新的推進。

        第二,在社會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上三地也存在比較大的差異,廣東省的社保制度主要圍繞五險一金展開,而港澳法定社會保障項目較少,部分項目以企業補充商業保險為主。再從福利制度來看,粵港澳三地的年假、病假、產假方面的相關規定也差異較大。

        廣東省、香港和澳門的社會保障制度差異較大

        除了人才流通受限以外,三地間的科技創新合作也受到了制度差異的影響。例如三地在法律體系方面不同步,香港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更完備也更國際化,覆蓋了從知識產權評估、保護、糾紛處理的各個環節,相較之下,內地的產權保護問題一直比較突出,相關法律體系還在完善過程中,跨境的機構主體在開展科技創新協作的過程中,可能會面臨諸多法律層面的不確定性。而類似的“制度摩擦”大量存在,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協同構成了比較大的挑戰。

        4、粵港澳大灣區如何加強科技創新能力?

        (一)注重提高專利質量

        粵港澳大灣區目前面臨著專利數量多但質量不高的問題,而要使得專利能夠真正帶動科學技術發展、驅動創新型經濟增長,則必須擠出現有專利中的水分和泡沫,對專利質量進行持續性地改善。為此,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完善以專利質量為導向的資助獎勵制度。2016年以來廣深兩市已經主動調整了專利政策,廣州市政府取消了對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專利的資助,將發明專利申請階段資助調整為授權后資助,并且降低了資助標準,使其低于專利申請成本,防范專利“套現”行為。深圳市也取消了發明專利申請階段資助,并且重點增加了對高質量專利的獎勵。未來珠三角地區可以進一步通過改善激勵政策,在戰略性產業、重點技術領域引導更多高質量專利出現。

        第二,強化對專利申請的監管以及對專利質量的審核。首先是建立非正常專利申請的監管調查機制,通過及時的數據預警,篩選出異常申請的專利,并對申請人采取懲戒措施,例如設置其未來申請專利的禁止期。其次是強化對專利質量的審核,對于專利申請文本要有更嚴格的考察,提高專利授權門檻,同時強化對專利實用性標準的審查,減輕大量不實施專利所帶來的制度成本。

        第三,促進高質量專利運營轉化,將專利轉化為市場價值。專利作為一種知識產權,本就是科技成果向現代生產力的橋梁和紐帶,但是我國目前專利的價值評估、轉化變現的能力還不足,因此未來應當完善知識產權運營服務體系,比如成立更多高水平的專利交易運營服務機構,幫助高校、中小企業將知識產權轉化為市場價值。

        (二)補全基礎研究短板

        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也是形成未來核心技術和顛覆性技術的關鍵一步。粵港澳大灣區要建設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加快提升基礎研究能力是必要之舉。

        韓國早期也是采取與我國類似的技術輸入、技術跟蹤等模式來加快科技發展,但是長期依賴他國技術會導致本國自主創新能力逐漸喪失,因此在2008年后韓國加大了基礎研發力度,例如李明博政府制定了科學技術基本計劃(MB577戰略),提出將基礎研究在政府科技支出中的比例由25%提高至50%。而后又出臺了多項基礎研究振興舉措,包括繼續增加財政投入、加大培養年輕研究團隊等,并逐漸形成了以研究者為中心而非課題為中心的支持體系,這對于我國和粵港澳大灣區而言有比較大的借鑒意義。

        第一,粵港澳大灣區應當進一步提高財政資金在基礎研究領域的投入比例。廣東省政府要加大力度爭取中央財政資金支持,地方政府也要增加主動增加資金投入,尤其是廣州、深圳等較好的城市,大力支持高校和研究機構開展需要長期積累的基礎研究工作。

        第二,除了政府財政資助外,也應當積極引導企業投入基礎研究。目前珠三角地區華為等企業對基礎研究的重視程度較高,但大量企業的自主創新的意識和動力還比較薄弱。一方面政府應當利用好稅收杠桿,引導企業將資金更多地投入基礎研究領域,另一方面政府應當推動有意愿的中小企業形成基礎研究聯盟,或者推動企業與高校加強產學研合作。

        第三,加快改革原有的不符合基礎研究客觀規律的科研管理體制。首先,應當建立以項目負責人為核心的科研項目管理模式,擴大研究者的人財物支配自主權,避免過于繁瑣的科研經費管理流程影響科研效率。其次,建立多元化的、更科學的人才評價機制。由于基礎研究具有長期性,很難直接體現經濟效益,而現有的重頭銜、重短期的人才評價機制與基礎研究的特性不符,因此應當加快人才評價機制改革。

        第四,加強科技創新基礎設施和平臺在珠三角區域的布局建設。一方面是爭取推進更多科學大裝置在珠三角落地,另一方面是建設更高水平的基礎研究平臺,例如加快建設已啟動的省級實驗室,推進建設粵港澳聯合實驗室等,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基礎研究創新打牢硬件設施基礎。

        (三)加大人才培養和引進力度

        人才要素是科技創新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在加速開展科技創新活動的過程中,將會對人才產生更大需求。廣東省需要同時加大本土人才培養力度和人才引進力度,尤其是高端科技型人才。

        第一,加快廣東省高校建設和理工科類重點學科建設。廣東省本土高校還有待提升,因此廣東省政府應當加大財政投入,加快推進“沖一流、補短板、強特色”的高水平大學建設,讓聚集在廣深兩市的一批重點院校能夠躋身世界頂尖院校之列,同時珠三角其他城市也應當根據當地產業導向培育特色院校。此外,各高校也應該加強自身重點學科建設,注重創新創業教育,培養出專業素養與綜合素質兼具的復合科技型人才。

        第二,大力培養本土優秀科研團隊,充分發揮高端人才在科技創新中的作用。一方面通過更大力度實施本土人才計劃例如“珠江人才計劃”“廣東特支計劃”等,打造本土科研創新團隊。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機制設計更好地發揮高端人才的作用,例如設立老科學家、老院士專項研究基金,建立院士專家企業工作站,促進科技人才資源集聚,實現高端人才和企業更有效的對接。

        第三,建立更科學的人才引進機制、良性有序的人才流動機制以及面向創新的人才激勵機制。在人才引進前,應當對現有的產業需求和科技人才狀況先進行細致評估,制定合適的科技人才引進政策。在引進過程中,政府應聯合不同人才領域的專家共同制定科學的人才評價標準,避免簡單以學歷層次和畢業院校好壞片面來判斷科技人才的質量。其次要為人才提供更宜居舒適的生活環境,健全有利于人才成長和發揮個人價值的激勵機制,使得粵港澳大灣區不僅能“引人”,還能“用人、留人”。

        (四)完善科技金融生態

        良好的科技金融生態是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的重要因素。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其實已經有比較好的金融發展條件,但需要打造更利于科技創新的金融生態,實現科技與資本更充分、更緊密的結合。

        第一,繼續擴大粵港澳大灣區的風投市場規模。一方面是通過制定更優惠的稅收政策,帶動更多風投機構、私募投資機構在粵港澳大灣區集聚,另一方面是發揮深圳、香港的金融中心優勢,引進更多的國際創投資本,以培育大灣區內更多“科技獨角獸”企業崛起。

        第二,加快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深交所和港交所應當建立更有利于高科技企業上市的機制, 充分發揮大灣區擁有兩大直接融渠道的金融優勢,廣州則應當繼續建立完善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大力發展產權交易,建設科技創新金融支持平臺,實現技術與資本的有效對接。

        第三,探索新型銀行經營模式,提高間接融資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例如可以出臺政策鼓勵科技信貸機構與風投機構間形成投貸聯動模式,共同對科技型創業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并且強化兩者的合作互助關系,風投機構可以彌補銀行在投資價值評估、風險篩查方面的能力不足,信貸機構則可以為創業企業提供更持續穩定的資金支持。

        (五)建立城市創新協同機制

        除了要補足廣東省在基礎研究、人才等方面的短板,另一個需要重點考量的方向是通過完善粵港澳三地的創新協同機制,讓科技創新資源得以更高效地流通,以實現各城市間優勢互補。

        第一,建立更完善的區域內人才交流機制,使得粵港澳三地的人才資源能夠更有效流動。首先應當進一步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粵港澳通關便利化,研究為商務、科研、專業服務人才等提供更加便利的簽注和通關安排,使得人才來往更便捷。其次應當優化稅收、子女教育、社保、醫療等相關制度的銜接,減少區域內人才流通阻力。此外可以舉辦更多的交流活動,例如創新創業分享會等,增強人才在三地間的流動意愿。

        第二,促進兩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一方面是支持香港PE、VC機構積極參與大灣區創新型科技企業融資,另一方面允許更多符合條件的創新型科技企業進入香港上市集資平臺吸引國際長線資本,同時應當逐步擴大大灣區內人民幣跨境使用規模和范圍,有序放寬港澳金融機構在珠三角地區的業務辦理范圍,通過整合港、深、廣的金融服務能力,為企業創新提供更便利的金融環境。

        第三,加強粵港澳三地的產學研協作,將廣州和香港在“學”和“研”方面的優勢與深圳在“產”方面的優勢充分結合。這需要粵港澳政府進行有效協商和制度創新,打破目前的體制機制壁壘,例如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進行更深入的合作,同時打造更公平開放、競爭有序的商業環境,允許創新要素自由高效的流動,強化加強三地學術界、產業界、政府間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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